北宋中期，繁榮的文官制度、寬松的政治氛圍造就了“曠古三大才子”的問世，他們是改革家王安石、大學者司馬光和大文豪蘇東坡。這三位都是不世出的奇才，如果他們三位聯手不知道將會為中國的文壇或者政壇留下多么巨大的財富。

然而，北宋的黨爭卻徹底葬送了這三大才子合作的可能，他們一生之中始終不能彼此理解、認同，一個個壯志未酬。稍許幸運的是代表保守勢力的舊黨黨首司馬光，完成了一個大學者的使命――主編了史學著作《資治通鑒》，是史學界僅次于司馬遷《史記》的第二座高峰。而最不幸的，不是改革家王安石，他至少在北宋的政壇上留下了他的烙印，最不幸的當是大文豪蘇東坡。

司馬光在策問中直言要這些大臣“愿聞所以辯之”，自然是明白無誤地告訴所有應試者，要他們對“三不足”之說加以抨擊。令司馬光始料未及的是，當神宗看到試題之后，一眼就識破了其中貓膩。果斷的命左右人用紙將試題貼蓋，并且作出重要指示：“別出策目”。見王安石臉漲得通紅，正要為自己辯白，神宗溫言寬慰道：“外人云‘今朝廷以為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昨學士院進試館職策，專指此三事，此是何理？朝廷亦何嘗有此？已令別作策問矣！”

松了口氣的王安石，當即肯定了圣明天子的做法：“陛下躬親庶政，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每事惟恐傷民，此亦是懼天變。陛下詢納人言，無小大，惟言之從，豈是不恤人言？”王安石見神宗聽的頻頻點頭，繼而話鋒一轉指出：“??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則固當如此。且仁宗在位四十年，凡數次修敕，若法一定，子孫當世世守之，則祖宗何故屢自變改？今議者以為祖宗之法皆可守，然祖宗用人皆不以次。今陛下試如此，則彼異論者必更紛紛?！?/p>

當初司馬光不認為從老百姓的手中拿到錢給政府，是增加政府的收入，他覺得這是一種變相剝削。王安石與司馬光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正在與王安石看到的是自己的動機絕對崇高，財政收入也增加了，而司馬光看到的是新法執(zhí)行的種種問題及實際社會效果?？磫栴}的角度不同，結論截然不同，矛盾當然無法調和。其實王安石的變法至今來看是超前的，先進的，只是當時的社會還承載不了，各個方面都不能完全實施，最后導致了變法失敗。

從史料記載分析，王安石并沒有在神宗面前提起過“三不足”。但是王安石并沒有完全否認流言內容，尤其是對其中“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之語，更沒有直截了當的作出肯定與否定。

如果一切循規(guī)蹈矩，做事情束手束腳，還談什么改革變法？變法，就是認為“祖宗不足法”。在既得利益集團眼中，王安石的言行就是對皇權的蔑視和對傳統的挑戰(zhàn)，拋出“三不足”之說正是要離間王安石和神宗皇帝的關系，讓改革胎死腹中。你們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