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葉在宋朝昌盛的原因

宋朝代擴展茶文化。

宋代茶文化的興盛：宋代茶業(yè)已有很大發(fā)展，推動了茶葉文化的發(fā)展，在文人中出現(xiàn)了專業(yè)品茶社團，有官員組成的“湯社”、佛教徒的“千人社”等。宋太祖趙匡胤是位嗜茶之士，在宮庭中設立茶事機關，宮廷用茶已分等級。茶儀已成禮制，賜茶已成皇帝籠絡大臣、眷懷親族的重要手段，還賜給國外使節(jié)。

宋代茶文化興盛的原因

茶文化是在社會歷史發(fā)展過程中所創(chuàng)造的有關茶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茶文化以物質為載體，反映出明確的精神內容，是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高度和諧統(tǒng)一的產(chǎn)物。茶文化所包含的內容非常廣泛，如茶的歷史發(fā)展、茶區(qū)人文環(huán)境、茶業(yè)科技、茶類、茶具、飲茶習俗、茶道茶藝、茶書茶畫茶詩詞等文化藝術形式，以及茶道精神與茶德、茶對社會生活的影響等諸多方面。

茶圣陸羽（733—804），字鴻漸，復州竟陵（今湖北天門）人，東岡子，又號“茶山御史” 。是唐代著名的茶學家，被譽為“茶仙”，尊為“茶圣”。唐朝上元初年（公元760年），陸羽隱居江南各地，撰《茶經(jīng)》三卷，成為世界上第一部茶葉著。就是這個時候茶文化開始發(fā)展盛行的。

宋代茶葉產(chǎn)銷的特點

北宋時期杰出的社會特點：1.天下分裂，沒有實現(xiàn)大一統(tǒng)。先是北宋、遼、西夏相對峙，后是南宋、金、西夏相對峙。

2.民族矛盾尖銳。遼宋夏金等不同民族建立的王朝之間多次相互征戰(zhàn)。西夏軍隊、金軍在宋朝境內燒殺搶掠。同一個王朝內部的不同民族間也存在尖銳的矛盾。例如，遼朝境內契丹人與女真人之間的矛盾沖突。

3.文化交流加強，促進民族融合。契丹人、黨項人、女真人逐漸接受漢人的文化。

4.各民族經(jīng)濟文化都有發(fā)展。契丹、黨項人的封建化不斷加強，創(chuàng)造出了自己民族的燦爛文化。女真人從氏族公社時期發(fā)展到奴隸制階段，后又過渡到封建時代。

漢族文化也有發(fā)展，如宋詞、散文（唐宋八大家中，宋朝占六個）最具代表性?？萍歼M步明顯，活字印刷發(fā)明和應用，著名的科技制作《夢溪筆談》也在這時出現(xiàn)。

契丹、黨項、女真等民族生產(chǎn)力進步迅速（主要是借鑒了漢人的成果）。宋朝境內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成果顯著，商業(yè)繁榮，農(nóng)業(yè)收成豐碩，政府財政收入大增。陶瓷制造業(yè)無論規(guī)模還是技術水平都超過了唐代。

5.北宋滅亡后，北方人口大量南遷。南方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超過了北方，經(jīng)濟中心由北向南轉移。

6.海外貿易發(fā)展，宋朝瓷器遠銷世界各地。宋朝人民的城市坊間生活發(fā)展。宋朝與遼、金、西夏征戰(zhàn)，經(jīng)常（不是全部）戰(zhàn)敗，被迫妥協(xié)，送遼金夏“歲幣”（銀兩、絲綢、茶葉等）。最著名的是，宋真宗時期，北宋與遼朝定下“澶淵之盟”。

宋代飲用茶葉主要是

茶，是中國人的創(chuàng)舉。茶葉，仿佛具有魔法一般。一片片干皺的葉片在沸水沖撞的瞬間施展在水中。如今我們都是這樣喝茶的，茶葉就是消耗品。如今，在我們喝完茶之后，茶汁被飲盡，剩下的茶葉則被稱為“茶渣”，然后便被“丟棄”。這樣的飲茶方式使用“散茶”，一壺，一盞，一瓢，一水，一人，一飲子。然而，“散茶”這樣的飲法是從元，明時期開始逐漸流行起來的，并一直流傳下來。那么，千年前的宋人是怎么飲茶的？

宋時，人們的飲茶方式與現(xiàn)在有極大的不同。宋朝是一個物質極度繁榮的時代，宋時人們對于生活的質量要求也可謂極盡完美。相對于沖飲方式簡單，便捷的“散茶”，宋代人更喜歡更具有儀式感，更繁復，更追求極至的飲茶方式——點茶。

宋朝的市場上雖說也有“散茶”，但“團茶”和“末茶”才是主流。何為“團茶”？在茶葉采摘下來之后，不是烘干待用，而是經(jīng)過洗滌，蒸芽，壓片去膏，研末，拍茶，烘焙等一系列復雜的工序，制成茶餅，“團茶”就制作完成了?！皥F茶”制成后，則要放入專門的茶焙籠存放起來，煮茶之時，從茶焙籠中取出茶餅，拿茶槌搗成小塊，再用茶磨或茶碾研成粉末，之后再用羅篩過濾，得到均勻的細膩的茶粉。再沖茶時，先用茶釜燒開凈水，隨后馬上開始調制茶膏——每只茶盞放入一勺茶粉，倒入少量開水，用工具調成膏狀。隨后，一邊注入開水，一邊拿茶筅擊打，使茶粉與水相交融，形成一層厚厚的細膩的泡沫，一杯宋朝熱茶就新鮮出爐。這一烹茶的過程就是點茶。

有茶有飲必要有茶具。南宋人董真卿將點茶常備的茶具繪成《茶具圖贊》，共有十二件，稱為“十二先生”，并將他們分別起了人性化的名字：儲放茶團的茶焙籠叫“韋鴻臚”，搗茶的茶槌叫“木待制”，磨茶的小石磨叫“石運轉”，研茶的茶碾叫“金法曹”，量水的瓢杓叫“胡員外”，篩茶的羅合叫“羅樞密”，清掃茶末的茶帚叫“宗從事”，安放茶盞的木盞托叫“漆雕秘閣”，茶盞叫“陶寶文”，裝開水的湯瓶叫“湯提點”，調沸茶湯的茶筅叫“竺副帥”，清潔茶具的方巾叫作“司職方”。隨后，宋人的點茶技藝傳入日本，隨后便成為了我們今天所熟知的日式抹茶。

宋人點茶，對茶末質量，水質，火候，茶具都極為講究。宋人認為烹茶水以“山泉之清潔者”為上佳，“井水之長汲者”為“可用”；茶葉以白茶為最佳，茶末則要求越細越好；火候以水過二沸為恰到好處；盛茶以建盞為最佳，“茶色白，宜黑盞。建安新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然而，宋人的點茶與當今日本的抹茶不同。因白茶極為珍貴，故宋時民間的點茶還是綠色為風尚，宋人也說“上品亦多碧色，又不可以概論。”

乳白色的茶湯

宋朝的文人雅士更是離不開茶。宋朝人居家必不可少的就是：掛畫，插畫，焚香，品茶。宋朝文人雅士更是喜愛點茶。由于宵禁的解除，人們在勞累了一天之后，多姿多彩的“夜”生活，就成了放松身心的絕佳選擇。瓦肆勾欄，酒家正店，坊巷橋頭，街頭巷尾，徹夜不絕。文人是不屑與那些市井草莽，地痞流氓混為一談的。他們的夜生活更富有文人氣。吟詩作對，把酒當歌，焚香插畫，品茶論道。最有特色的應該算是斗茶?！稏|京夢華錄》中記載朱雀門外“以南東西兩教坊，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舊曹門街的“北山子茶坊，內有仙洞，仙橋，仕女往來夜游，吃茶于彼”。文人雅士，才子仕女，經(jīng)夜斗茶，以茶一絕高下。

《斗茶圖》

宋人的斗茶主要是“斗色斗浮”，茶色以白如奶湯為最上品，青白次之，灰白又在青白色之下，黃白則為最下品；浮，指茶沫，點茶要求茶沫要咬盞，要“乳白如瑞雪”，要“乳霧洶涌，溢盞而起，周回凝而不動?！币砸ПK最久者勝出。

建盞

范仲淹的《和章岷從事斗茶歌》中這樣寫到：

年年春自東南來，建溪先暖冰微開。溪邊奇茗冠天下，武夷仙人從古栽。新雷昨夜發(fā)何處，家家嬉笑穿云去。露芽錯落一番榮，綴玉含珠散嘉樹。終朝采掇未盈檐，唯求精粹不敢貪。研膏焙乳有雅制，方中圭兮圓中蟾。北苑將期獻天子，林下雄豪先斗美。鼎磨云外首山銅，瓶攜江上中冷水。黃金碾畔綠塵飛，碧玉甌中翠濤起。斗茶味兮輕醍醐，斗茶香兮薄蘭芷。期間品第胡能欺，十目視而十手指。勝若登仙不可攀，輸如降將無窮恥。吁嗟天產(chǎn)石上英，論功不愧階前冥。眾人之濁我可清，千日之醉我可醒。屈原試與招魂魄，劉伶卻得聞雷霆。盧仝敢不歌，陸羽須作經(jīng)。森然萬象中，焉知無茶星。商山丈人休茹芝，首陽先生休采薇。長安酒價減百萬，成都藥市無光輝。不如仙山一啜好，泠然便欲乘風飛。君莫羨花間女郎只斗草，贏得珠璣滿斗歸。

宋朝有什么茶葉

六大茶類基本形成于唐宋時期，齊全于清朝。

中國六大茶類分別是綠茶、烏龍茶、紅茶、白茶、黃茶、黑茶。

綠茶最早起源于巴地（今川北、陜南一帶），據(jù)《華陽國志－巴志》記載：當年周武王伐紂時，巴人為犒勞周武王軍隊，曾“獻茶”。《華陽國志》是信史，可以認定：不晚于西周時代，川北（七佛貢茶）的巴人就已開始在園中人工栽培茶葉。

烏龍茶，亦稱青茶，品種較多，是中國幾大茶類中，獨具鮮明中國特色的茶葉品類。

紅茶的鼻祖在中國，世界上最早的紅茶由中國明朝時期福建武夷山茶區(qū)的茶農(nóng)發(fā)明，名為“正山小種”。武夷山市桐木村江氏家族是生產(chǎn)正山小種紅茶的茶葉世家，至今已經(jīng)有400多年的歷史。

白茶的名字最早出現(xiàn)在唐朝陸羽的《茶經(jīng)》七之事中，其記載：“永嘉縣東三百里有白茶山?！标悪唇淌谠凇恫枞~通史》中指出：“永嘉東三百里是海，是南三百里之誤。南三百里是福建福鼎（唐為長溪縣轄區(qū)），系白茶原產(chǎn)地?！笨梢娞拼L溪縣（福建福鼎）已培育出“白茶”品種。

黃茶自古至今有之，但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觀察方法賦予黃茶概念以不同的含義。歷史上最早記載的黃茶概念，不同現(xiàn)今所指的黃茶，是依茶樹品種原有特征，茶樹生長的芽葉自然顯露黃色而言。如在唐朝享有盛名的安徽壽州黃茶和作為貢茶的四川蒙頂黃芽，都因芽葉自然發(fā)黃而得名 。

“黑茶”二字，最早見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御史陳講奏疏：“以商茶低偽，征悉黑茶。地產(chǎn)有限，仍第為上中二品，印烙篾上，書商名而考之。每十斤蒸曬一篾，運至茶司，官商對分，官茶易馬，商茶給賣”（《甘肅通志》）。此茶系蒸后踩包之茶，具有發(fā)酵特征，實為黑茶無疑。

宋代茶葉的發(fā)展

“茶興于唐而盛于宋”。

在唐以前，中國人用茶的歷史過程，是由藥用、食用到飲用的過程。中國茶文化在此時發(fā)展出了工藝繁復，兼具美感的煎茶法。

在宋代，茶大多是半發(fā)酵的膏餅，在點茶前，還要用沸水沖洗杯盞，預熱飲具，以使“盞熱而茶難冷，難冷而茶味不變”。

茶葉在宋朝昌盛的原因有哪些

我是蕓品茶舍老張，可能習慣了喝老茶，也就習慣了大家這樣的稱呼。

說到茶從哪個朝代開始出現(xiàn)，很多人認為是唐朝，其實并不是這樣。唐朝僅僅是因為國立強大，讓茶與茶文化得到了長遠的發(fā)展。所以，不能簡單認為茶開始的年代就是唐朝。對于茶葉從哪個朝代開始，學術界一直有著一定的爭議。

追溯歷史

要說茶從哪個朝代開始，就一定要先去了解，茶從什么開始讓我們認知，大家普遍的觀點是從《神農(nóng)百草經(jīng)》也讓我們對茶有了認知，而那個時候并沒有茶這個字，而是荼。于是，一些人認為這不能算作茶的定義。

那么，不如我們換一個角度來思考。中國作為茶葉的發(fā)源地，以及茶文化的發(fā)祥地。你知道最早的茶樹在哪里嗎？哪里有最早的培植性茶樹嗎？

中國最早的茶樹在我國云南省鳳慶縣小灣鎮(zhèn)錦繡村，這棵茶樹距今已經(jīng)有3200年的歷史了。而最早出現(xiàn)栽培型的茶樹同樣位于云南省寧洱縣，距今有2700年的歷史。從茶樹的起源上，似乎我們能夠找到一些蹤跡。

時間考證

從茶樹的年齡中可以初步判斷，從西周、東周，也就是距今3000年前，茶葉就開始進入了我們的生活，不過那個時候茶葉的作用主要用于食品，并沒有發(fā)揮飲品的作用。

秦朝距今2300年的歷史，從那時起，茶葉不僅是藥用的價值，大范圍栽培型茶園的種植，茶葉真正作為飲品進入日常的范圍。

漢代，清朝赫懿行在《證俗文》中指出：茗飲之法，始見于漢末，而已萌芽于前漢。茶文化的最初面貌，始于魏晉南北朝時期。2000年以前，茶葉開始了商業(yè)化的發(fā)展，最早的茶葉交易中心在我國的成都。

唐朝距今1200年前，由于經(jīng)濟、文化、政治處在鼎盛時期，茶葉更是成為朝野，乃至廣大民眾的生活必須。也就在這個時候，別奉為茶圣的陸羽，寫下了奠定茶葉基礎的鴻篇巨著《茶經(jīng)》，也在此書中，真正第一次將“荼”改為了“茶”。這也是茶葉在我國歷史發(fā)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期。

宋朝在延續(xù)唐代的基礎上，對于茶葉沖泡的方式方法，進行了再次的升級，同時，也因為茶文化的盛行，在此時出現(xiàn)斗茶的現(xiàn)象。

元朝與明朝，在之前的工藝基礎上，制茶工藝再次改良，出現(xiàn)了我們現(xiàn)在所說的黃茶、黑茶和花茶。

作為中國最后一個朝代的清朝，茶葉已經(jīng)風靡全世界。這個時候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現(xiàn)有六大茶類的雛形，此時，貢茶之中也有了很多品種，其中普洱茶作為皇宮的摯愛，首次得到的發(fā)展，也就在這時形成了茶馬古道的文化。

中國是茶葉的故鄉(xiāng)，也是茶文化的發(fā)源地。茶葉早已成為我們生活的必需品，也成為我們精神的必需品。

能飲一杯茶，喝好一杯茶，就是一種清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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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才出現(xiàn)的茶葉形式

在唐代以前，茶葉的利用、飲用，開始是生煮羹飲或曬干收藏，而后多以搗葉做成餅茶，或是蒸葉搗碎制成團茶，因此在唐代以前已出現(xiàn)曬干散茶和團餅茶。

唐代之初，蒸青團茶已成為主要茶類，也有曬干的葉茶（類似現(xiàn)代的白茶）。唐朝陸羽所著《茶經(jīng)·六之飲》中稱：“飲有觕(粗)茶、散茶、末茶、餅茶者……”可見當時已出現(xiàn)四種茶葉，但按現(xiàn)代的制茶科學來認識，這四種茶均屬蒸青綠茶。

宋代開始，除保留傳統(tǒng)的蒸青團茶以外，已有相當數(shù)量的蒸青散茶，《宋史·食貨志》記載：“茶有兩類，曰片茶，曰散茶”。片茶即團餅茶，是將茶蒸后搗碎壓成餅片狀，烘干后以片計數(shù)。散茶是蒸青后直接烘干，呈松散狀。

到了明代，除蒸青散茶以外，出現(xiàn)了炒青綠茶以及紅茶、黃茶、黑茶，直接曬干或烘干的白茶也同時存在。因此可以說，綠茶、黃茶、黑茶、白茶、紅茶五大茶類均已出現(xiàn)。

到了清代，除五大茶類外，又出現(xiàn)了烏龍茶，各類茶葉的制茶技術也得到了改進和提高，很多質量非凡的“名茶”獲得了朝廷和文人雅士的贊賞。至此六大茶類齊全。隨著茶葉的輸出和貿易活動，不少茶類的制茶技術已傳播至很多產(chǎn)茶國家，使各具特色、不同品類的茶葉為世界各地的消費者所享用。

從茶葉經(jīng)濟看宋代社會

宋朝的經(jīng)濟繁榮程度可謂前所未有，農(nóng)業(yè)、印刷業(yè)、造紙業(yè)、絲織業(yè)、制瓷業(yè)均有重大發(fā)展。航海業(yè)、造船業(yè)成績突出，海外貿易發(fā)達，和南太平洋、中東、非洲、歐洲等地區(qū)50多個國家通商。南宋時期對南方的開發(fā)，促成江南地區(qū)成為經(jīng)濟文化中心。

農(nóng)業(yè)

宋代大興水利，大面積開荒，又注重農(nóng)具改進，農(nóng)業(yè)發(fā)展迅速。許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現(xiàn)，例如梯田（在山區(qū)出現(xiàn)）、淤田（利用河水沖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邊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鋪泥成地）等。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積。至道二年（996年），全國耕地為三百一十二萬五千兩百余頃。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廿四萬七千五百余頃。各種新的農(nóng)具在宋朝出現(xiàn)，例如新式水車龍骨翻車和筒車。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馬。新工具的出現(xiàn)也讓農(nóng)作物產(chǎn)量大幅成長。一般農(nóng)田每年可畝收一石，江浙地區(qū)一年可達到二至三石。北宋時宋真宗從占城引進耐旱、早熟的稻種，分給江淮兩浙，就是后來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黃秈米[1]。長江流域和珠江流域農(nóng)業(yè)發(fā)展迅速。一些北方農(nóng)作物粟、麥、黍、豆來到南方。棉花盛行種植于閩、廣地區(qū)。茶葉遍及今蘇、浙、皖、閩、贛、鄂、湘、川等地。種桑養(yǎng)蠶和麻的地區(qū)也在增加。南宋時太湖地區(qū)稻米產(chǎn)量居全國之首，尤其以平江府（今蘇州）為代表，有“蘇湖熟，天下足”（指蘇州和湖州）或“蘇常熟，天下足”（指蘇州和常州）之稱。甘蔗種植遍布蘇、浙、閩、廣、等省[2]，糖已經(jīng)成廣泛使用的食品，出現(xiàn)世界上第一部關于制塘術的專著：王灼著《糖霜譜》[3]。

手工業(yè)

宋朝哥窯——米色釉貫耳瓶北宋的主要礦產(chǎn)包括金、銀、銅、鐵、鉛、錫、煤等。北宋時期金屬礦藏達到兩百七十余處，較唐朝增加一百余處。仁宗時期，每年得金一萬五千多兩、銀廿一萬九千多兩、銅五百多萬斤、鐵七百廿四萬斤，鉛九萬多斤、錫卅三萬斤。

宋朝的絲、麻、毛紡織業(yè)都非常發(fā)達。西北地方流行毛織業(yè)，四川、山西、廣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織業(yè)非常發(fā)達。到了南宋時期，廣東雷州半島地區(qū)和廣西南部成為棉紡織業(yè)的中心。兩浙和川蜀地區(qū)絲織業(yè)最發(fā)達。宋朝政府還在絲織業(yè)最發(fā)達的地區(qū)設立織錦院，也就是官辦的絲織作坊。而相關的印染業(yè)也因此發(fā)達起來。

宋朝官窯、民窯遍布全國。時有河北曲陽定窯、河南汝州汝窯、禹縣鈞窯、開封官窯、浙江龍泉哥第窯、江西景德鎮(zhèn)景德窯、福建建陽建窯等七大名瓷窯，和分布在各地的許多大小瓷窯，所產(chǎn)宋瓷通過海上絲綢之路遠銷海外，如日本、高麗、南洋、印度、中西亞等地區(qū)。

宋朝時期，主要的造紙材料包括絲、竹、藤、麻、麥桿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紙產(chǎn)地。四川的布頭箋、冷金箋、麻紙、竹紙，安徽的凝霜、澄心紙、粟紙，浙江的藤紙等都聞名于世。甚至還有紙被、紙衣、紙甲等。紙張的大量生產(chǎn)與活字印刷術為印刷業(yè)的繁榮提供了基礎。宋朝的印刷業(yè)分三大系統(tǒng)，官刻系統(tǒng)的國子監(jiān)所刻的書被稱為監(jiān)本，而民間書坊所刻的書被稱為坊本，士紳家庭自己刻印的書籍屬于私刻系統(tǒng)。東京、臨安、眉山、建陽、廣都等都是當時的印刷業(yè)中心。當時坊刻書中以浙江最好，稱浙本，四川次之，稱蜀本。福建的刻書以量取勝，稱建本，其中尤以建陽麻沙鎮(zhèn)最多，世稱麻沙本。社會上流行刻書的風氣。其中以臨安國子監(jiān)所刻的書品質最好。宋朝的刻書以紙墨精良、版式疏朗、字體圓潤、做工考究、傳世稀少、價值連城而聞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術水平是當時世界之冠。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兩艘萬料（約600噸）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個隔水倉，一兩個隔水倉漏水，船也不會沉。隔水倉技術，經(jīng)馬可·波羅介紹，傳入歐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廠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陜西等地區(qū)。虔州、吉州、溫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太宗時期，全國每年造船達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貿易日益發(fā)達，造船業(yè)發(fā)展更快。臨安府（今杭州）、建康府（江寧府，今南京）、平江府（蘇州）、揚州、湖州、泉州、廣州、潭州、衡州等成為新的造船中心。廣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蘭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長數(shù)仗，一舟數(shù)百人，中積一年糧”。南宋時代還出現(xiàn)了車船、飛虎戰(zhàn)船等新式戰(zhàn)艦。

金融商業(yè)

宋朝商業(yè)繁盛，通行的貨幣有銅錢、白銀。太宗時期，每年鑄幣八十萬貫。到神宗熙寧六年，已達六百余萬貫。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銅錢、白銀外流，造成硬通貨短缺。真宗時期，成都十六家富戶主持印造一種紙幣，代替鐵錢在四川使用，是為交子。這是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仁宗后改歸官辦，并定期限額發(fā)行。徽宗時期，改交子名為錢引，并擴大流通領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紹興三十年)改為官辦“會子”，會子主要有東南會子（也叫行在會子），湖北會子和兩淮會子。但是為防止銅錢北流，宋朝政府規(guī)定在與金交界處仍然只能使用鐵錢。與交子不同，會子是以銅錢為本位的，面值有一貫（一千文）、兩貫和三貫三種，后增印兩百文、三百文與五百文小面額鈔票。干道五年定為三年一界，每界發(fā)行一千萬貫，以舊換新。

會子危機

會子第一界會子的發(fā)行額僅三百萬貫。到干道四年僅七年的時間，發(fā)行額增加到七百萬貫。之后固定在一千萬貫。盡管會子的加印與隆興北伐有關，但是由于作為本位的金屬貨幣沒有相應追加，幣值增長指數(shù)已經(jīng)達到300%以上。到理宗淳佑六年，會子發(fā)行額增加六十五倍。會子雖與銅錢可自由兌換，但由于會子不斷貶值，兩者匯率也急遽走低。寧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會子同時流通后，會子之多猶如決堤之水，物價飛漲猶如脫韁野馬，出現(xiàn)了會子擠兌銅錢的現(xiàn)象。嘉定二年，會子換界。政府規(guī)定新舊會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兌換，同時嚴禁不按比例兌換會子，否則抄家，并鼓勵打小報告互相揭發(fā)。這無異于宣布會子已經(jīng)信用破產(chǎn)。但是這依然沒能阻止拒收會子的風潮，會子也進一步貶值。嚴重的通貨膨脹導致社會無論中下層都損失慘重。迫不得已，政府發(fā)還抄沒的家產(chǎn)，并籌措一千四百萬貫來回收舊會子。嘉定五年后危機才漸漸平息。從此之后，會子換界已無法正常進行。政府一旦發(fā)生財政危機，就會以濫印鈔票飲鴆止渴。理宗親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會子數(shù)量巨大，險些再度造成通貨膨脹。端平入洛之后，會子與銅錢的匯率從端平初年暴跌廿五個百分點。十八界會子發(fā)行量更加大。米價漲到每斗三貫四百文，是孝宗年間的十一倍。淳佑七年，理宗頒詔，十七、十八界會子永遠使用。希望借此來抑制物價上漲。但是兩百文的十八界會子卻連一雙草鞋都買不到，會子已與廢紙無異。景定五年，賈似道規(guī)定十七界會子須在一月之內全部換成十八界會子，并將會子改為“金銀見錢關子”，宣布關子與會子的兌換比例為一比三。結果通貨膨脹更惡性發(fā)作。

海外貿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jīng)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唐朝時期全國僅廣州一地設有市舶司，負責外貿事務。宋朝先后在廣州、臨安府（杭州）、慶元府（明州，今寧波）、泉州、密州板橋鎮(zhèn)、嘉興府（秀州）華亭縣（今松江）、鎮(zhèn)江府、平江府（蘇州）、溫州、江陰軍（今江陰）、嘉興府（秀州）澉浦鎮(zhèn)（今海鹽）和嘉興府（秀州）上海鎮(zhèn)（今上海市區(qū)）等地設立市舶司專門管理海外貿易。[4]其中以廣州、泉州和明州最大。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躍成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宋朝海外貿易分官府經(jīng)營和私商經(jīng)營兩種方式，其中民營外貿又占大宗。元豐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廣州市舶條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貿易法。而各個外貿港口還在城市立設立“蕃市”，專賣外國商品；“蕃坊”供外國人居住；“蕃學”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還專門制定了蕃商犯罪決罰條。現(xiàn)在廣州和泉州城內仍然有許多藩客墓，成為當時海外貿易繁榮的佐證。

與中國通商的國家有：占城、真臘、三佛齊、吉蘭丹、渤泥、巴林馮、蘭無里、底切、三嶼、大食、大秦、波斯、白達、麻嘉、伊祿、故臨、細蘭、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蘭皮等歐亞地區(qū)五十八個國家[5]。宋朝出口貨物包括絲綢、瓷器、糖、紡織品、茶葉、五金。進口貨物包括象牙、珊瑚、瑪瑙、珍珠、乳香、沒藥、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幾百種商品。[6]宋朝從大量進口貨物通過市舶司獲得的稅收，從北宋皇佑（1049年—1054年）的53萬貫，治平（ 1064年—1067年）63萬貫， 到了南宋紹興（ 1131年—1162年）已達200萬貫，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對宋代的繁榮起重要作用。

南宋時期，宋朝在與金和大理的交界處設立榷場來互通有無。宋朝出口藥材、茶葉、棉花、犀角、象牙等，進口北珠、人參、毛皮、馬匹等貨物。民間也有大量的走私貿易。由于宋朝銅錢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東南亞和西亞，而當時的朝鮮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貨，改用宋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