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茶葉貿易

明清時期海外貿易變化很多:

1492年，明弘治五年，皇帝為中國明朝第九個皇帝明孝宗朱佑樘，弘治年間，明朝政治清明，經濟持續(xù)發(fā)展，史稱弘治中興。

1750年，清乾隆十五年，

明代，自開國之初，就開始嚴格限制海外貿易，嚴格海禁，“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明《太祖實錄》卷二三一，洪武二七年正月甲寅）”大運河開通后，并廢海運漕糧。雖然設了廣州，寧波，泉州等市舶司，但實行的是朝貢貿易。對外方來使發(fā)給憑證，限兩三年以至更長時間來華一次，須在港口堪合憑證，所有商貨運京師開市。永樂以后，仍是以禁為主，即使是鄭和七下西洋，也沒有擴張外貿的意思。到隆慶初（1567），始“除販夷之律”，而仍有不少限制。所幸這些政策實際上沒有禁絕私人的海上貿易，當然，這種政策下，外貿要健康發(fā)展是不可能的。

明代的外貿中心是福建，外貿對象則主要是南洋，次為日本。明廷禁通日本又甚于南洋。福建的關稅收入，萬歷初年只有兩萬兩，崇禎最高時也不過五六萬兩，而南宋紹興十年（1140）廣州市舶司的稅收達110萬貫。海禁之害，于此可見。（數(shù)據(jù)來自《中國資本主義發(fā)展史》）

至于貿易量，只有粗略的估計，據(jù)（美）魏斐德著《洪業(yè)：清朝開國史 》估計， 中國17世紀通過與西屬菲律賓的貿易，成了美洲白銀的主要吸收者。西屬美洲所產白銀，有20％被西班牙大帆船直接運過太平洋到達馬尼拉，然后運往中國購買絲綢和瓷器。還有一部分美洲白銀，通過中亞貿易到達俄國的布哈拉，然后間接轉入中國。美洲新大陸出產的貴金屬，有一半之多經上述渠道流入 中國。加上每年來自日本的15萬到18.7萬公斤白銀，在17世紀的前30多年中，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總量約達25萬至26.5萬公斤。在17世紀20年代歐洲貿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馬尼拉的中國商船每年多達41艘。據(jù)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義的海外貿易政策形成的原因及歷史后果》一文估計，從隆慶五年到明末的七八十年間，僅通過中國-呂宋一墨西哥這條太平洋“大帆船貿易”路線流入中國的美洲白銀就不下6000萬比索，折合成庫平銀當在4000萬兩以上。

海外貿易的結果是大量白銀從美洲，從日本，以及歐洲流入中國。學者李隆生根據(jù)眾多學者對于明季從日本和西屬美洲流向中國的白銀數(shù)量的不同估計，取了一個平均值。最后得到估計如下：“若取各家平均，則明季由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為1億7000萬兩，西屬美洲流向中國的白銀為1億2500萬兩，合計2億9500萬兩。所以，整個明季由海外流入的白銀可能近3億兩?！?《晚明社會變遷》一書中說“綜合粗估結果，1570——1644年美洲白銀總共大約有12620噸流入了中國”把噸換算成兩，這就相當于3億3653萬多兩白銀流入中國，如果日本流入中國的白銀仍舊按照1億7000萬兩計算，則明季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當在五億兩以上。

當流水一樣滾滾而來的白銀流人中國后，運出去的卻是絲綢、瓷器、茶葉、蔗糖等。也就是說，明朝的海外貿易，賣出去的是各種產品貨物，買進來的貨物寥寥，得到的只是白銀等貴金屬?？梢哉f，這幾乎是一種單方面的貨物貿易。所以才有如此之多的白銀流入。面對中國，西班牙乃至于日本，拿不出來什么有競爭力或者為中國所需的產品或者貨物，有的只有白銀，只有拿白銀這種硬通貨來購買他們所需要的中國產品和貨物。

清代最初嚴厲禁海，平定三藩之亂收回臺灣之后，于1684年開海禁，指定澳門，漳州，寧波（后移定海），江南云臺山四處為外貿口岸。期間，于1717——1727年禁止對南洋的貿易。到1757年，又改為廣州一口通商，封閉其他三個口岸。清隨明制，也是限制對外貿易，主要有這么幾項：限制通使；歧視出海華商；限制商船規(guī)模；限制出口商品；嚴管來華外商。只是在當時商品經濟發(fā)展的勢頭下，非但外國人來華貿易無法完全禁止，中國的海商也有了強大的經濟實力，在南洋一帶開拓了事業(yè)，要禁止他們出海是不可能的。清朝的限制，主要原因有二：一，防止反清勢力與外人勾結；二，認為出口原來國內流通的商品，會使國內匱乏，動搖國內市場。但又認為進口品對國內供應干擾不大，所以對進口無所限制。

據(jù)史志宏《明及清前期保守主義的海外貿易政策》一文說： “康熙開海之初，私人海外貿易獲得了很大發(fā)展，到東洋、南洋貿販的船只及人數(shù)都日益增多。如到東洋日本的中國商船，據(jù)長崎交易所的記錄統(tǒng)計，1684年為26艘，此后5年間直線上升，1688年達到194艘，增加6倍半。1689年日本頒布“亨貞令”對中國赴日商船加以種種限制以后，赴日船只有所減少，但仍較明末為多。亨貞令以后的赴日中國商船數(shù)，據(jù)統(tǒng)計，1689—1711年的23年間，總計1791艘，年均約78艘。明末赴日中國商船數(shù)，1634—1644年間，年均57艘。到南洋各地的中國商船更多。據(jù)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皇帝說，“每年造船出海貿易者多至千余”（注：《清圣祖實錄》卷270，康熙五十五年十月壬子。），雖然不是確數(shù)，但可見其多。”

據(jù)鐵血網友精靈小田的貼文《論清代并沒有“閉關鎖國”—由清前期海外貿易談起》說：

“雍正七年到乾隆二十一年(1729—1756年)四海關貿易的商品流通量，除了江海關因只有兩年的數(shù)字，表現(xiàn)下降外，其他三海關貿易總值均呈增長趨勢。以隆乾二十一年(1756)各海關的貿易總值而言，粵海關比雍正七年(1729)增長44％；閩海關比乾隆五年(1740)增長29％；浙海關比乾隆元年(1736)增長22％。這大體上可以反映這一時期海外貿易的發(fā)展趨勢。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后，粵海關在80年間貿易總額是不斷增長的．總值估計為42億2716萬8950兩，比乾隆二十二年以前四海關貿易的總值4億0821萬5787兩，增長10倍以上。如果把廈門、寧波等港口的貿易額也統(tǒng)計在內，增長還要多。

“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實行開海設關、嚴格管理海外貿易的政策之后，雖有10年的“南洋海禁”和乾隆二十二年(1757)撤銷閩、浙、江三海關貿易的阻礙和影響，但中國的海外貿易并未因此停頓或萎縮，而是以不可抗拒的勢頭向前發(fā)展，其規(guī)模和貿易總值遠遠超越前代，達到了新的高度。乾隆十年(1745)四港貿易總值達到3657萬1777兩，比明代的最高年份增加35．5倍。就以粵海關一處的貿易而言，雍正七年(1729)的貿易值為1110萬5800兩，比明代的最高年份也增長10。1倍。”

明清兩代數(shù)字的比較與分析

我們在這里無從得知明清兩代的海外貿易的具體的統(tǒng)計數(shù)字，如果《洪業(yè)：清朝開國史》和《晚明社會變遷》一書的估算準確的話，明代每年流入的白銀將大大多于清代的水平。這里，二者都認為，明季從海外流入中國的白銀當在五億兩左右。而后文中，1770——1830年間流入中國的白銀共合5億元左右，我們都知道，銀元折合庫平銀約七錢二分，5億元折合銀兩約3.6億兩（1斤=16兩，1兩=10錢，1錢=10分），那這個5億元就遠遠的不及明代的5億兩了。但這只是流入中國的銀子數(shù)量的比較，換言之，只是出超數(shù)字的比較，還不是貿易量的比較。

如前文所言，明代的巨量白銀流入，很大程度上是由當時的貿易方式所決定的。白銀在一定程度上是作為一種特殊的“貨物”被中國的商船從日本或者馬尼拉用絲綢、瓷器、茶葉、蔗糖等貨物交換回來，或者是西方的商船運進這種“通貨”用以交換中國的商品。在這種情形之下，流入的白銀量之大，就不難理解。而在清代，海外貿易的情形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對海外的產品的需求也有所增大，基本上改變了明代以來的單方面貨物貿易的情形。由于西方大國關系的轉變和殖民地的擴張和發(fā)展，也由于英國資本主義工場生產的發(fā)達和工業(yè)革命的促進，清代尤其是中后期，外貿對象由西葡荷轉為了英美，英國的工業(yè)品陸續(xù)來華，雖然量不大，主要是一些毛織品和金屬品。

明清兩代在中國的海外貿易中，之所以一直不能掌握主動權，其主要原因就是朝廷的限制措施。而這個限制的思維則直接導致中國海軍的淪落。就是在中國海軍最驕傲的時代的鄭和船隊，也沒有保護和發(fā)展民間海外貿易的使命。反之，他的使命中，倒是有勸諭華人回歸的一項。當然，鄭和的航?；顒樱陀^上促進了民間海外貿易的興盛。

鄭和之后中國在海上的唯一強大時期就是以鄭芝龍為首的海商集團強大的時期，證明發(fā)展海權一定要結合發(fā)展海上貿易，象鄭和船隊一樣單純的宣國威于海上必然不能持久。明清兩代的海上衰弱，主要原因還是沒有認識到海上貿易對國家的重要性。沒有保護和開拓海上貿易的認識和需求，自然沒有發(fā)展海上武力的動力。在這樣的認識之下，統(tǒng)治者認為當時簡陋的海防已經足夠，就不足為奇了。

清代一直視出海的國人為防范的對象，視其為“不安本分之人”，規(guī)定“出洋貿易人民，三年之內，準其回籍?！薄叭粲馄诓换兀瞧淙烁市牧饕仆夥?，無可憫惜，”這樣就是出洋的商民和寓居海外的商民失去了本國政府的保護。在明清時代，東南亞屢次發(fā)生屠殺華人華僑事件，明廷清廷都不聞不問，任其自生自滅，還認為他們是“自棄于化外”的“本應正法之人”，說他們“孽由自取”，對他們持遺棄態(tài)度。這樣的觀點和政策，自然視發(fā)展海軍為無用，而西方殖民實力在東南亞的加強，使清代再沒有發(fā)展出象鄭芝龍那樣的民間海上勢力。

這樣的朝廷的水師，當西方在東方海面終于積聚起足以挑戰(zhàn)這個東方大國的海上實力之時，只靠著“狗血”迎敵的帝國船隊只有束手待斃，而我們強大了千年的中華上國，終于第一次遇到了他不可能戰(zhàn)勝的力量。

明代在隆慶年間，深悉地方民情的海澄縣令羅青霄，目睹民間從事海外貿易的實況，吁請開海禁，福建巡撫涂澤民上奏朝廷獲得批準，在福建漳州海澄月港開港，“準販東西二洋”，唯前往日本經商仍在禁止之列。然而開放民間海禁的好景并不長。萬歷二十年(1592年)，日本關白豐臣秀吉出兵侵略朝鮮，中國海防吃緊，明廷即于次年下令禁海。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日本自朝鮮退兵，明廷才于次年二月復開市舶于福建(論者以為此間海禁為時僅一年，不確)，東西兩洋貿易方又為合法，而對日貿易仍行禁止。萬歷末年，明朝海防日益廢弛，海道不靖，隨著葡萄牙人、荷蘭人的先后東來，橫行海上，劫奪船貨，明廷又出于海防安全考慮，第三次禁海。崇禎元年(1628年)三月，福建巡按御史趙蔭昌請“禁洋(舟工)下?！?，令有司定議。崇禎十二年(1639年)三月，給事中傅元初代表福建公論上奏，請求朝廷下令福建地方討論是否應該重行開海征稅，未有結果。上述明朝海禁和開海的反復過程，從未見人敘述其詳。如此算來，明廷自隆慶年間的開海禁，實際上前后不到五十年。東南沿海民間海上貿易的興盛局面只是曇花一現(xiàn)，就在明廷海禁政策的控制下和歐人東來的干擾下，再次步入海外貿易的蕭條境地。

因明朝官方船隊80年來不再西行，而私人海商出海被嚴厲禁止，波斯灣－印度洋－南洋的海外貿易主動權漸被葡人掌握。

1510年，果阿落入葡人手中。

1511年，中國的重要藩國、鄭和下西洋時的海外基地－馬六甲失陷于葡人。從此葡人掌握了馬六甲以西的海外貿易主動權，中國喪失自宋元以來的傳統(tǒng)優(yōu)勢地位。

1603年，馬尼拉發(fā)生大倉山慘案，華僑死難25000人。西班牙人恐中國報復，遂派專使前來解釋。福建巡撫徐學聚接上諭后答復（錄自菲律賓總督Don Pedro deAcuna：《China Review》 Vol7,No4 P251-253）：“屠殺華人一事，可勿視為重要，中國皇帝寬懷大度，對于屠殺華人一節(jié)，決不興師問罪......在境華人，固多系不良之徒，亦勿容憐愛?！?/p>

1639年，馬尼拉再次屠殺華僑20000人，明廷以“中國四民，商賈最賤，豈以賤民，興動兵革，棄之無所可惜”為由拒絕干涉。這與后來乾隆帝的答復異曲同工。

林仁川先生根據(jù)國外有關史料，作了估計工作。其中1641年6、7兩個月，鄭芝龍運往日本長崎的諸多貨物中有白生絲25700斤，黃生絲15550斤，各種紡織品140760匹；1641年，銷往日本長崎的各種糖5726500斤，1644年為1417550斤，1645年為3377900斤。

--------------------參見林仁川《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貿易》第三章

在魏斐德的《洪業(yè) 清朝開國史》中是這樣表述的：

“1620年至1660年間，歐洲市場爆發(fā)了貿易危機，以西班牙的塞維利亞為中心的世界貿易體系遭到沉重打擊。中國盡管與歐 洲相距遙遠，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嚴重影響。在17世紀20年代歐洲貿易衰退之前，停泊于馬尼拉的中國商船每年多達41艘，到1629年便降為6艘，加之當時與中亞貿易的萎縮，新大陸輸入中國的白銀便大大減少了。17世紀30年代，白銀又開始大量流入中國。西屬新大陸的白銀又從海上源源運至馬尼拉，大量日本白銀被澳門人帶到了廣州，而更多的白銀則從印度的果阿經馬六甲海峽流入澳門。但不久，即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白銀流通再次被嚴重阻斷，而此刻正值長江下游地區(qū)高度商品化的經濟急需更多白銀以對付通貨膨脹之時。1634年后，菲力浦四世采取措施限制船 只從阿卡普爾科出口；1639年冬，許多中國商人在馬尼拉遭到西班牙人和土著人的屠殺；1640年，日本斷絕了與澳門的所有貿易往來；1641年，馬六甲落入荷蘭人手中，果阿與澳門的聯(lián)系也被切斷。中國的白銀進口量驟然跌落。明朝末年日益惡化的通貨膨脹，可能正是白銀進口長期不足的嚴重后果之一——在長江三角洲等人口稠密地區(qū)，通貨膨脹導致谷價暴漲，給當?shù)爻擎?zhèn)居民帶來了極大災難。在1635年至1640年白銀進口量驟減期間，那些主要以養(yǎng)蠶為生的人們處境更艱難了。由于國際絲綢貿易萎縮，浙江北部的湖州等絲綢產地迅速 衰落。與此同時，天災和疾疫又一起襲來。從1626年到1640年，罕見的自然災害席卷中國大地，嚴重的干旱和洪澇接踵而至。接連不斷的饑荒，伴隨著蝗災和天花，導致人口大量死亡。經過這場浩劫，晚明的人口總數(shù)大幅度下降。有的學者甚至提出，從1585年到1645年，中國人口可能減少了40％。不管怎樣，中國人口的 嚴重下降，恰恰與全球性的經濟衰退同時發(fā)生。僅這一點便足以使歷史學家們相信，中國也被卷入了17世紀那場困擾著地中海世界的普遍危機。 明朝后期，許多親身經歷了那次通貨膨脹的人們認為，當時的經濟困難主要是由經濟的貨幣化引起的。

明朝茶葉貿易制度有哪些

茶馬互市盛于明清的西北地區(qū)，主要為陜西、甘肅、青海等地，茶馬互市興于唐宋，盛于明清，而茶馬古道分川藏、滇藏兩路，連接川、滇、藏，延伸入不丹、尼泊爾、印度境內，直到西亞、西非紅海海岸，茶馬互市的興盛對經濟發(fā)展、社會和諧具有重要意義。

《明史·食貨 四》中說：“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則因以病。故唐宋以來，行以茶易馬法，用制羌戎……”茶馬交易來往運輸均借助于馬幫，所以唐宋以后逐漸將這樣的通道稱為茶馬古道。

而明代的茶馬貿易, 主要還是與北部與西部的蒙、藏等少數(shù)民族間進行。所易之茶, 初期仍是唐宋以來傳統(tǒng)的“ 巴茶”，后來逐漸為物美價廉的湖南伏茶所取代。

明朝還對茶馬互市采取了一系列的新舉措,以保障茶馬互市的正常進行。一是在洪武十六年出臺了“土賦”制度。二是實行金牌信符制度,即差發(fā)馬制度。

明洪武初相繼在秦州、河州、洮州、莊浪、西寧、甘州設立茶馬司,負責用四川、漢中等地出產的茶換取西寧衛(wèi)、河州衛(wèi)、甘州衛(wèi)等地所產的馬。洪武三十年間,對西北各“納馬之族”給發(fā)金牌,以為納馬憑證。

金牌信符成為明代茶馬貿易的合法憑證。三是實行“收納差發(fā)馬匹,給以價差”的茶馬比價制度。蒙古族地區(qū)每年輸出如此大量的馬匹, 但他們的生活必需品茶葉卻受到明廷的限制, 經常得不到滿足。

于是“ 萬歷五年俺答款塞, 請開茶市”，反映了蒙古游牧民族對擴大茶葉貿易的迫切要求。明代政治相對于宋代較為安定，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畜牧業(yè)也較為發(fā)達，這使得明代的茶馬互市貿易十分活躍。

清初延續(xù)了明代的“茶馬互市”制度。順治二年（1645年）設西寧、甘州等5個茶馬司，由陜西茶馬御史督理。

即西寧司駐西寧；洮州司駐岷州（今岷縣）；河州司駐河州（今甘肅臨夏）；莊浪司駐平番（今甘肅省永登）；甘州司駐蘭州。以后茶馬政策松弛，雍正十三年后，官營的茶馬政策終結。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中止以茶易馬事務,改征茶葉稅款并且允許商人自由貿易。隨著清朝在全國范圍內統(tǒng)治秩序的建立、社會的安定, 以及農牧業(yè)經濟的發(fā)展和民間貿易的繁盛, 茶法、馬政也開始發(fā)生了相應的變化。

清朝政府在康熙二十年( 1681年) 、二十二年(1683年)分別平定“三藩”和收復臺灣之后基本達到了全國的政治統(tǒng)一，朝廷對茶馬貿易開始淡化。雍正九年因用兵新疆，恢復“茶馬互市”,仍設西寧等地茶馬司。

對新疆的軍事行動結束,所需馬匹數(shù)量已大不如戰(zhàn)時,僅靠貢賦形式就可以滿足。延續(xù)近千年的茶馬互市制度至此正式宣告結束,茶馬貿易轉由民間經營。

而在一般研究者的敘述中，對西南地區(qū)的茶馬古道著眼較多，大致將其分為滇藏、川藏兩條主線。而當時內地與藏區(qū)之間最大的貿易中轉地為四川打箭爐（今康定）。

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批準在打箭爐進行茶馬互市，使得打箭爐發(fā)展為以茶馬交易為主的商貿中心，以此為始，其遠端可達尼泊爾、印度，甚至西非的紅海沿岸地區(qū)。

但從廣義上講，茶馬古道還應該包括興于唐宋，盛于明清的西北地區(qū)陜甘茶馬古道，尤其在清代，它成為了晉商與西北邊陲以蒙古族為主的少數(shù)民族進行茶馬互市的另一條重要路線。

在這條古道上，由于運輸工具主要依靠駝隊，因而運輸量大，至清代，每年經由這條路線輸往北地的茶葉已經達到數(shù)千噸。這樣的貿易量在當時是非常驚人的。陜甘茶馬古道當時的運輸量遠遠高于滇藏、川藏的運輸量。

而且這是一條被明清政府認可了的，在國內跨區(qū)販茶的通道，有著獨特的重要性。陜甘茶馬古道的開辟，晉商功不可沒。

明朝茶葉出口

首先明朝當時貿易是純屬民間官方不參與的活動，第二當時我們用茶葉，瓷器，絲綢換金銀珠寶。

明朝茶葉貿易制度

因為少數(shù)民族非常缺茶。

一般靠游牧為生，平時都吃的非常油膩，但又長期缺乏蔬菜水果等，且這些東西不容易儲存攜帶。

除了瓜果蔬菜可以解膩外，茶同樣也能去的一樣的效果，所以會通過一些低價格在商人手里買私茶。這樣以來就會造成官茶滯銷，從而影響明朝經濟的現(xiàn)象發(fā)生。

明朝對茶的管控卻有很嚴格的制度，比如家里的茶葉不能儲存多過，超過一個月就要有牢獄之災。

還有民間禁止販賣私茶，如果流出關外，則基本上都是死罪。明朝幾乎將茶與鹽放在了一個同樣的位置，這不用大驚小怪，因為茶對于邊境的少數(shù)民族來說本身就占有非常高的戰(zhàn)略位置。

明朝的茶葉貿易是由茶葉商人自由進行交易

縱觀整個明代時期，茶葉存儲多用瓷陶材質的罐子，以及木盒、竹盒一類。不過值得一提的是，錫罐用于存茶有著悠久歷史，一直到現(xiàn)在依然如此。這與錫罐的獨特材質緊密相關。清代李漁在其著作《閑情偶寄》中就明確記載：“貯茗之瓶，止于用錫”。

可見，茶葉貯存是隨著社會經濟的發(fā)展，與時代緊密相連，但不論什么時代，不論采用什么樣的貯存方法，我們不要低估了古人的智慧以及古人們對于茶葉的一腔熱愛。

明清茶葉貿易

“茶馬互市”起源于唐、宋時期，是中國西部歷史上漢藏民族間一種傳統(tǒng)的以茶易馬或以馬換茶為中心內容的貿易往來。茶馬互市是古代中原地區(qū)與西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商業(yè)貿易的主要形式，實際上是朝廷在西部游牧民族中尚不具備征稅條件的地區(qū)實行的一種財政措施。